引子

＊本文摘自《唐纵日记》，作者沈醉，原标题《军统特务头子唐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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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纵（1905年10月—1981年10月26日）

唐纵（1905年10月—1981年10月26日），湖南省酃县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十人联络组成员之一。1932年后曾任“力行社”特务处书记长、驻德使馆助理武官、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后，奉蒋命主持军统局工作。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又出任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1949年逃往台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资料组组长、革命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仍助蒋统一掌管各特务机构。继而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像，曾长期为蒋擘画、综览情报特务工作。1981年10月26日病逝于台北。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论党的建设》等。

正文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líng)县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1932年秋，我参加复兴社特务处时，唐任特务处书记。我当时在上海工作，唐常去上海。他约见一些较重要的外国人员时，总要我去临时担任他的警卫工作，因此关系较密切。戴笠死后，我作为湖南派的一员，与唐接触更多。唐属于内向型的人物，加之有守口如瓶的习惯，所以很难从他口中得到较为重要和机密的情况，只能从与他的往来过程中，了解一些表面现象。

唐外表上看去很斯文，白瘦的面孔，说话不但声音很低，而且老是带着微笑，既看不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特务头子。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不知残杀了多少优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我和他相处的十多年中，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问题时，他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常使人感到他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不大肯让步，并千方百计去说服戴笠。他曾告诉我，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在军统中是有名的大阴谋家，一向以冷静稳健而得到戴的器重。戴笠遇到有特别重大的问题时，总是要唐给他出主意，或是叫毛人凤去找他商量。戴死后，毛人凤也经常去向他请教。因此,许多大特务在背地里都管他叫“智多星”。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因事去河南等地，由唐代理处长。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重要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会议，问唐应怎么办，唐便按照戴笠过去的做法，用秘密逮捕的办法让赵世瑞把这些人捕起来。密捕后，才发现是改组派汪精卫的人。汪知道后，找蒋要人，并以辞去行政院长相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人释放，并将主持此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后，一面安慰唐、赵，一面向蒋请求释放。赵在扣押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很不好，而唐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赵，应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非常满意,以后常常向人说唐识大体，能代人受过，无怨言，叫我们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

1936年初，复兴社另一特务头子酆悌被任为驻德大使馆武官，唐被任为助理武官。当时蒋介石派他们去德国，主要是要他们去学习希特勒那套法西斯组织与统治德国人民的办法。惠出同经过上海时，我和特务处上海特区几个特务请他吃饭，他说这次去的任务很大，一定不辱使命。

唐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并建议戴笠也应效法德国的特务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各种检查工作都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唐另一建议，是多派特务去德、意两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去学习，戴笠对此都很重视。

戴笠过去是以个人和十来个人替蒋介石搞特务起家的，自当了特务处长后，究竟应怎样去发展和建立一套工作是没有经验的，自从唐去了德国后，戴才亦步亦趋极力仿效起德国特务的一套办法来。戴笠曾亲口对我说：“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你们应当很好尊重他。”

唐从德国回来是1937年底。唐回来后，戴笠邀请他仍回特务处。唐不想再干特务，而希望搞行政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亲自跑去找唐几次，他才答应国到特务处。当时许多特务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才把唐重新拉回特务处的。

唐回国以后，曾仔细介绍德国特务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许多生动的事迹，以后唐在许多集会上讲演，我又多次听到他讲过这一类的情况。如说，德国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总是抢着先尝。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他准备去的地方外，还先去坐坐为他准备好的椅子，睡睡为他准备的床铺。有一次，在一个为希特勒备好的地方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唐介绍德国特务机关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特务处及以后的军统，都起了极大作用。如尽力网罗社会各阶层的人充当特务们的助手、从各个方面来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运用一切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并研究出各种检查仪器等刑具及窃听装置等。当时一惯靠土办法和老经验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莫不高兴异常。戴笠更是不断想法去弄这些东西。抗战前，他只买到几部秘密照相机和一架检查信件用的紫光灯，直到与美国特务机关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之后，才由美方陆续提供了一些设备，满足了戴笠和特务们多年的欲望。

抗战开始，蒋介石为了加强特务控制，除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要陈立夫全部交给戴笠掌握外，另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当时还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务系统以及各地方的情报，都送蒋介石的侍从室，蒋介石感到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抢先把唐推荐去担任这一职务。因唐过去一切情况，蒋比较了解，便很快批准将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好不容易得到去将身边工作的机会，自然更加卖力。蒋逃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统治，又将侍从室的权力扩大，成立了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部抓在手中。侍从室第一处设立了六个组，唐也由上校侍从参谋，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待从室准备去第一处设立第六组专管情报时，CC特务头子陈立夫便想推荐一个中统特务去担任组长。戴笠十分重视这个组，害怕被CC抢去，便请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要求，由戴兼任这个组的组长，以唐为副组长代他负责。蒋未答应，决定提升唐为组长。戴笠对此十分高兴，有一次在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公开提出，唐任这个组长后，便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对唐要特别尊重。实际上这个组并不直接领导军统局，只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幕僚机构。戴笠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拉拢唐，让他对军统能多加关照。如遇几个单位同时向蒋送报告，只要他能把军统的先送给蒋去看，把别单位的迟送半天或一天，就将对军统的工作起重大的帮助作用。

唐到侍从室工作后，与军统虽然已无关系，但戴笠为了拉据他，仍规定在生活上予以补助。1941年冬天，我调任军统局总务处长后，戴笠就曾特别嘱咐我，说唐在侍从室工作，待遇不高,生活“清苦”，要我每月去看他一两次。不要等他开口，要主动在生活上去照顾他，因他对军统的工作关系很大。唐当时住在重庆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点附近的几间小平房内，院内有一小门可通向侍从室，我每月都去他家。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求什么，只是问问他老婆缺什么，要我随时送去。每逢年节，戴笠总让我送一笔巨额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时间与美国人周旋，才下手令，让唐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以后，唐才向我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局报销，还专门派了一部小车给他用。

其实，唐担任六组组长后，在处理军统和其它特务机关的问题上是相当公正的。有一次军统和宪兵在水陆交通检查问题上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告状，攻击对方。戴笠怕自己的报告送迟了，蒋介石看了会先入为主责备他，便让我连夜去找唐，希望把军统的报告先送蒋介石看过后，再送宪兵司令部的。我去后，等到很晚唐才回家。我说明了来意，他马上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我当时年轻气盛，一听他这口气，马上站起身来告辞，不愿再求他。他又忙把我留住，并叮嘱我：“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尽力照他的意见办，别的不要多说。”我只是“嗯”了一声，回来把见他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什么表情，只说了一句：“唐先生也有他的难处，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是想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在各方面拉拢，绝不愿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的，并尽力讨好CC等派的头子，联络宪兵，巴结政学系，以便为他日后升官打下基础。

唐兼军统帮办后，每月也只去军统一两次。他怕与毛人凤之间发生不愉快的事。而且在戴笠出门他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每周一次例会）也只说说一般形势问题。休息时，军统局许多处长们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回答都很审慎。如有人问他：“军统搞情报在所有单位中算不算首届一指？”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第一；军事情报，二厅的好；指民主党派和中共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往下说了。大家听了都很满意，因他这次回答比平日要认真的多，而不只是笑而不言了。

唐很会讨蒋介石的欢心，我记得当蒋署名由别人代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刚出版时，他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都要仔细阅读外，还要我会同军统局训练处购买五千本，分发给在重庆的每个军统特务。他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也再三强调，每个特务都必须熟读这本书。实际上特务们没有几个能把这本书读完，只是摆在书架上，成了摆设品。

唐讨好蒋介石的另一办法，就是他经常注意查问蒋那些天看过什么书，读过什么报，他再忙也要抽时间找这些书报去看看，以便去和蒋谈论时，能对答如流，他平日常读的也是蒋经常爱看的，如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莫索里尼自传等。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也多次告诉我，要坚持写日记，而且要象他一样，除日常工作、生活要记外，还要把读书心得也写上去。他曾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到一件事，因随行人员没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来，蒋大发脾气，他从日记中抄出送给蒋，受到蒋的称赞。

由于唐在蒋身边越来越得到信任，戴笠感到他羽毛渐丰，不能再象过去一样拉拢他，得进一步进行笼络，于是便在1945年春天，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时，将唐和郑介民两人提出来，竞选中央委员。当时军统局掌握有几千张选票，要全部选他们两人。我记得当我把这一情况去告诉唐的时候，他表面上没有露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只问了一下当时军统局特别党部的情况。连到我说了戴指定我当特别党部总一干事，选票由我掌握以后，他才表现出一点高兴样子，说选票一定要控制好，不要分散。对戴笠这种顺水人情，唐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当他当选为中委后，我上向他道喜时，可能是我太强调了戴笠不当中委而帮助他的缘故，他突然冒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上忙。”我一听这话，表现不大自然，暗想这人也太不够交情了。他马上改口又补充说：“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委员长有意栽培也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当时我对他这种态度很不痛快。他一再叮咛我不要向任何谈起他刚才谈过的话,我口头虽答应不说，可是见到戴笠后，还是一五一十都告诉了戴笠。不料竟碰了一个大钉子。戴笠听完我的话，恶狠狠地冲我说：“你以后别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从此，我方看出他们之间己有矛盾，不过戴笠不愿让我知道罢了。其实，戴笠是很喜欢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他的，所以当时他虽责备了我两句，但那天在别的问题上对我表现得一直是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唐大走鸿运，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他的侍从室，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小部分划到军务局主管，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则被调升为参军处中将参军。他除了仍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管有关警政、保安等共它机要文件。开始我以为他只是调了一个闲差，后来从他老婆口中才知道他比过去更得到了蒋的器重，并说比过去更忙。那次我趁唐不在家，曾好奇地问他老婆，是不是看到过唐每天写的日记，不料此话一出，她马上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大发牢骚，说他写的日记谁也不准看，他们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的那些宝贝日记，都被拒绝了，吵过好几回也没有让她看。

1946年春天，蒋介石下令任命唐为内政部政务次长。我和许多特务去向他道喜时，不少特务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转到地方行单位去。他马上示：“今后你们的工作会更忙、更重要，只怕人才还不够用，哪还能提这方面工作，就是我请你们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大家一听这话，都知道他是婉言谢绝，所以很多人对他都不高兴。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被证实以后，第二天我准备飞去南京料理戴签后事的时候，毛人凤找了一些亲信商量，打算向蒋介石报告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大家一致同意毛提出的请求，蒋派郑介民来主持军统，而不愿意让唐来。因为大家认为唐为人太拘谨，气量又小，在他手下工作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问题，加上郑当时在北平正任军调部的国民党的委员，由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就会来主持，什么都抓得很紧，所以都不愿他来,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这次商谈的事不能让唐知道，因为我和唐的关系比郑要好，又与他是湖南同乡，所以第二天我飞南京去给戴笠收尸之前，便一早去看唐。当我把毛的决定告诉他之后，他苦笑了一下，才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临走，我请他千万不要有什么表示，知道就行了，他微微一笑说：“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我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去看他，在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有点声泪俱下，他却冷冷淡淡地说：“这是没法避免的事，人都死了，难过也没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的工作与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好汽车挑一辆给我。”我一听这话非常难过，觉得这个人太寡情了，便不想再说什么，只答应他马上照办。我起身要走，他又告诉我：蒋介石已决定让郑介民当局长，他和毛人凤当副局长，郑没回来前，指定由他代理，他坚辞不了，只好答应，实际上他是不会去的，他认为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不愿插手。所以以后他往往是在郑、毛两人一再邀请时才去军统局一下。等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时，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被取消了。

戴笠生前曾拟好了一个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一个警察总监部，由他任总监。当时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长李士珍（校长是蒋介石），也正在倾全力想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戴笠死后，军统特务们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夺去，因他一向得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支持。不料有一天蒋介石突然找唐去研究“建警”问题，唐匆匆赶到军统局，把戴笠生前拟好的有关建警的计划和其它材料都要了去。唐自己虽仍守口如瓶，没有露出落已有意于他，而在蒋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特务，却早已把蒋找唐商谈建警的消息告诉了毛人凤。

没过几天，唐找毛人凤并几个处级特务商谈修改戴笠拟订的设立警察总监部的计划。因这个部的组织太庞大，比一般的部编制都多许多单位，唐认为总监名称太刺目，力主缩小一些。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就行了。原来的计划中总监部下设有四个署，唐便将这个单位降低到署而不称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太显眼，也能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当时许多特务都反对他的意见，认为不过是因为戴笠死了，蒋介石为了照顾军统特务的情绪，继续为他卖命才把这个单位交给了军统，不是为了安置个人的问题。不少人希望毛人凤去劝他，维持戴笠原来的计划，这样便可以多安置一些大特务。毛人凤对这些意见总是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有一天，我单刀直入地问毛，为什么不劝唐维持原来戴笠的计划，毛叹了一口气说：“你不是不了解唐先生，他只要自己能有权有势就行了，哪会想到照顾别人。”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了他内政部次长职务。唐非常高兴，因他从没有当过主管官，能当上一个署长就心满意足了。

1947年初，国防部增设了一个保安事务局，蒋介石又任命唐兼局长，这样一来，全国的警察与保安团队都归唐指挥，实现了他“警”“保”合一的愿望。

当蒋任命唐兼保安事务局长的消息发表后，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我去向他道贺时，问了一下这个局的情况，他说编制虽小，只几十个人，但权力很大，可以统一指挥全国保安部队，不会再发生保安团队不与警察配合共同反共的问题了。这是因为过去云南省整务处长李毓桢曾向他诉过苦，说警察发现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活动，请求保安团队配合围攻时，保安团队不理睬。他懂得蒋介石要打内战，为巩固后方，防止地方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必须实行警保统一领导，所以到1947年4月间各省警务处都扩充成了警保处。

抗战胜利后，唐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真是层出不穷。他刚刚接到警察总署长的任命状不久，昆明便发生了举世震惊、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声讨的“李、闻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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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便指派他这个走马上任才几天的署长亲自前往“彻查”。这时连警察总署的办公地点还没有定下来，人事也没安排，就他一个光杆署长。他被蒋召到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查办。他回到南京连觉都睡不着，只好向毛人凤求援，请毛派几个得力助手随他去昆明。毛刚从重庆到南京，身边也没几个人，便要他到重庆去挑选。那时正好我由南京回到重庆处理军统在重庆的遗留问题，他便打长途电话给我，要我给他安排住宿和汽车，还要我第二天去机场接他，同时通知军统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等几个办案有经验的都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第二天他到达重庆，我把他安排到戴笠为情妇胡蝶修建的神仙洞公馆。他苦闷异常，问我有什么好办法能把这个重大血案破获或对付过去，我建议一面调查，一面准备一两个假凶手，等到公开宣判死刑后，执行时再用已判处死刑的刑事犯顶替。他一面点头同意，一面又害怕被人揭穿而影响他的声誉。我说保证露不了马脚，要他放心，但他还是担心弄得不周到会出事，而在寓所花园中一直徘徊到深夜。这样过了两天，李肖白等也做好了随他去昆明的准备。大家正在忧心忡仲之时，忽然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说这一血案已查明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干的。他接到电话，便要我把已准备好的假凶手不要再带到昆明去。我当时是在重庆军统看守所中找了两个判重刑的军统特务。他们同意冒充凶手，公开承认李、闻是他们杀的，我则保证在宣布执行枪决时，把他们换出来，除给奖金和免去其刑期外，还派给适当的工作。当唐决定不再用假凶手而去找真凶手时，我便给了他们每人几两金子，叮嘱他们不要说出来，其刑期也减半执行。

唐带着我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四人飞抵昆明后，军统云南站长王巍便向我们详细汇报了霍揆彰派他的部下刺杀李、闻的情况。由于霍揆彰是他的酃(líng)县小同乡，两人过去关系又不错，所以他去见霍的时候，霍不但不承认，还请唐帮他破案。谈了几次无结果，唐只好如实向蒋介石汇报。蒋把霍找到庐山大骂了一顿，霍才承认是一时气愤派人干的。蒋加派顾祝同前往昆明处理，除将霍撤职外，还要霍交出了两名凶手。在公开枪决时，也是由两名死刑犯人冒名顶替的，真正的凶手汤时亮、李文山直到解放后才查出来受到镇压。

唐回到南京，毛人凤请他吃饭，也邀我和李肖白去作陪。唐说昆明气候虽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法睡好，想不到初次出马便遇上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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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这样不体面的了结了，接着又发生了上海的“金都血案”。上海宪兵和警察在金都戏院门口发生冲突，宪兵当场打死六名警察，打死打伤过路市民十多人。双方互相指责，闹得全市警察不上班，宪兵也不上岗，双方向蒋介 石告状。蒋又派他去“彻查”，最后总算查出是宪兵先开的枪，才把这一风波平息下来，

后来又为推行“保警合一”和“警管区制”，以及警察不能免除服兵役等问题，一个接一个都使他大伤脑筋，而无法圆满解决。

唐任警察总署长后，便提出：“不浪费一文钱”和“不浪(乱)用一个人”，想用这两个漂亮的口号来标榜自己不贪污、不用私人，结果，除了不浪费一文钱，尽力施展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想方设法指军统局的油，以节省警总署的开支得以实行外，在用人方面却招致了特务们对他大为不满。因他在用人方面，从不照顾军统特务。第一批省警保处长发表后，更受到许多想当警保处长的大特务们的指责。因为除云南省的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人员外，其余浙江的竺鸣涛、福建的严泽元、湖南的李树森、湖北的杨啸伊等许多省的警保处长，有的只和军统有过一点关系、有的完全无关系，所以军统老特务都说他当了署长后便忘了本，只图自己能当官就不管别人了。尽管唐为了应付各方面而宁可得罪军统老同事，但最后还是与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为了人事上的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抗战胜利后，李士珍听说戴笠准备抓海军，因中美合作所生要是与美国海军情报人员合作，所以美方愿意支持戴主管海军，但戴也并没有忘纪抓警察。结果戴死后，警察也被军统抓去了。李士珍搞了多年的“十年建警”让别落了空。唐任署长后，我曾提醒过他要警惕李士珍，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你不要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我一听便不再作声，他又补充说明他过去和李私交不错。我本想告诉他：这不是个人之间的私恩私怨，而是涉及到一个集团的利益问题。但一看他那满有把握可以把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的样子，就没再谈下去。不久，李士珍向他推荐一批人，想在警察总署中占一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但大部分没有安置。李大大不满，除在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唐是“完全外行”，非把中国警察弄得一团糟不可，还把自己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印成小册子，到处分送，并专门呈给蒋介石去看，企图说明他比唐内行。据说蒋对李的计划只翻了一下。唐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拟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主要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以便巩后方，配合蒋的“越乱建国”阴谋。许多人认为唐这个“外行”，比自命“内行”的李士珍，摸蒋介石的心理比李要内行得多。

当李士珍得知唐批评他的“计划'是“书生之见”时，很生气，后来又听人说，唐讽刺他，说“十年计划”说明他对办教育有兴趣，还想当十年教育长。据说李为这句话，而气得脸色发白，破口大骂唐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这种泼妇骂街的作风，出现在两个主管国民党警察工作的领导人口中，怎么能办好警察呢?

蒋介石虽把警察总署交给了军统，但他却还是按照他一贯的手法，有意识绝丢出几根骨头让走狗们争夺，以便使更多的人为他拼命卖力。他为了让宪兵系统的武装特务高兴，便把首都警察厅长给了曾任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的韩文焕，把北平市警察局长给了宪兵司令部副参谋长汤永咸，而最为人羡慕的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长则给了曾任侍从室主任的宣铁吾。宣铁吾过去和军统的关系较好，还用了几个军统特务，而韩文焕、汤永咸则把原有军统的人踢开，换上了宪兵系统的人。韩文焕不但看不上唐，还处处和唐唱反调，根本不把他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过去说一些没有威望的中央统治者发出命令，往往是“政令不出都门”，首都以外便无人执行，当时许多人则讥讽警察总署是：“政令不入都门”，连近在咫尺都门之内的首都警察厅都不执行。这几乎成了当时流传的笑柄。直到解放前，由于蒋介石更希望军统特务为他卖力，加上军统特务又先后在北平、重庆等地破坏了中共地下党的红织，电台等，蒋才在唐纵、郑介民、毛人凤的请求下，由郑介民推荐他的小同乡黄珍吾接替韩文焕当了首都警察厅的厅长。黄虽不是军统分子，但与军统一向有往来，又当过宪兵团长，所以各方面都能相处。接着北平的汤永成也由军统分子杨清植接替了。上海是快解放时才落入军统特务毛森手中的。在这几个回合中，唐纵虽都取得了胜利，但很快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逃往台湾。唐到台湾后，据说又成为蒋经国的得力助手，曾当了多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1981年秋病死于台湾。

资料来源：

《唐纵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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